四月里的深圳水库，青山环绕，碧水盈盈，时有白鹭飞过。

　　这里是东深供水工程离香港最近的一站。

　　那一泓清泉，自东莞桥头从东江引流，蜿蜒68公里，逆流抬高46米，翻山越岭而来，给3.5公里外的香港送去生命水、经济水、政治水。

　　她如此波澜不惊，又惊心动魄。

　　没有20世纪60年代万人开山劈岭，就没有东深供水工程的全线贯通；没有随着科技发展的倾力守护和应急抢险，就没有50多年的不间断对港供水……而那些让东江水倒流、润泽香港的人们，是一代又一代的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

　　在“十四五”规划开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之际，中宣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他们中有参与东深供水首期工程设计人员，也有后来工程几期扩建及改造中的攻坚力量，有头发花白的耄耋老人，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科学家，有的一辈子默默无闻，有的在项目上工作到最后一刻。正是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的倾力付出，才成就了今天的东深供水工程，凝结出闪耀时代的东深精神。

　　童谣里的香港水荒

　　说起香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购物天堂”“国际大都市”，以及“东方之珠”。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这里还一度因为严重缺水而发展受阻，连居民的生活用水都成问题。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去担水，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没水荒。”这一首坊间传唱的童谣，描绘出水荒下香港的窘境。

　　香港三面环海，得名为“港”，为何还会缺水呢？

　　海水不是生活所需的淡水，加上香港地理条件特殊，缺少河流和地下水源，雨季降水白白地流进大海，每逢大旱水荒必至。从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就有过多次严重的旱灾，平常普通年份季节性缺水也成常态。

　　今年77岁的何霭伦，5岁时跟随父母在香港生活，对缺水的印象刻骨铭心。

　　“阿爸阿妈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公共水龙头排队接水担水。一盆水洗完米洗菜，拿来洗完衣服还要用来拖地冲厕所。”年幼的何霭伦记得，父亲是早期的大学生，为人绅士，平时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节约用水，要是不小心洒出一点水，好脾气的父亲也会板起脸来批评人。

　　当时的港英政府尝试过海水淡化、定时供水等措施，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难题。大多数的行业受缺水之困，举步维艰。在粤语里，“水为财”，有水就意味着有钱。常态化的缺水导致经济环境变差。何霭伦7岁那年，父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举家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生活。

　　1958年，时年17岁的符天仪，暑假期间从广州到香港探亲。她的亲戚在香港最繁华的铜锣湾有一家大的木行，商铺背后挖了一口深井，井里是倒灌进来的海水。她回忆：“食水、做饭用的是自来水，供水还有统一的时间安排；洗脸、洗衣服、冲厕所用的是井里的咸水，咸水腐蚀性强，基本两个月就会用烂一条毛巾。”

　　到了1962年底，香港更是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山涧水断流、山塘干枯、田地龟裂。市民用水每四天供应一次，每次供应4小时，让350万人的生活陷于困境，20多万人逃离家园。

　　据1963年6月香港《文汇报》报道，由于缺水，香港织造业及漂染业减产三至五成，农业损失1000万港元，13个行业停工减产损失达6000万港元，饮食业大受打击，数十万工人生活受到威胁。严重的水荒还导致香港的卫生环境恶化，引发了一轮霍乱疫情。

　　香港告急！

　　就在这时，祖国母亲及时伸出援手。广东省政府应允香港的船只到珠江口免费取用淡水，深圳水库加大对香港供水。但这还远远不够，省政府将引水济港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63年12月，周总理听取了引东江水到香港的工作汇报后指示：“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与政治谈判要分开。”并当即拍板决定采用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由中央人民政府从援外经费中拨出3800万元人民币兴建，物资部门应优先支持、全力支持。

　　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下，青少年时期曾亲身遭受香港缺水之困的何霭伦和符天仪，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成为东深供水工程的首期建设者，和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一起，投入到这个改写香港发展历史命运的工程中去。

　　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

　　1964年2月20日，东深供水工程破土动工。

　　根据计划方案，工程将东江水沿石马河分级提水倒流至深圳水库，在当时的建设条件下，工期最起码要2~3年。

　　但是工期多一天，香港同胞就得多受一天缺水之苦。

　　“当时大家都非常明白，我们的工作必须要确保于1965年3月实现对港供水，工期一年内完成。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按计划完成设计任务，绝不能拖工程建设的后腿。”今年86岁的王寿永，最早参与东深供水工程的设计工作。他回忆起当时工程项目多，地点分散，施工机械不足，以人力为主，省里从广州动员5000名青年，从东莞、惠州、宝安等地动员5000多名社员群众投入施工，高峰期有2万人参与施工。

　　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喊响了“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口号。

　　今年58岁的张远光当年才1岁，刚会走路就跟着父母住进了项目工地上的工棚。他父母是普通的木工，没有机械设备，全靠肩膀扛和手抬。大坝上的泥土都是工人们提着笨重的石锤，一下一下压实的，放工回来手上都是血痕。

　　当时省里各个单位都抽调工作人员支援项目建设，为了赶工期，基本上都是多个工种同时进行，设计、施工、勘探等各行各业来的工作人员都集体到工地开展工作，大部分工作都是24小时三班倒。

　　84岁的王书铨当时是省水利电力厅下属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的技术骨干，那个时候国家号召“下楼出院”，鼓励设计人员走出实验室、科研室，走到一线施工现场，做好科研实验工作。他别过妻儿支援东深供水工程，被分配到工务股，具体任务是负责闸坝鱼嘴预制构件施工，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吃住。

　　何霭伦和符天仪当时是广东工学院农田水利系的大四学生，系里两个班80多个学生，也作为技术生力军加入建设队伍。女同学毫不娇弱，吃住都在工地上，一把规尺，一支铅笔，利用简陋的工具进行测量，参与设计，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推进这项浩大的工程。

　　当时何霭伦给父亲写信的时候，提到学校组织来支援东深供水工程，对这个项目满怀期待：“这是给香港输水的工程，我们都在争取早日完工。”

　　然而1964年这一年，台风也比往年多。雨季遭遇了七八次大台风，10月13日，最强烈的一次大台风突然来袭。

　　符天仪记得当时风力很大，把人都吹倒在地上打滚。“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保住工程和设备，不然工期就要延迟。”她说，当时工人和学生们手牵着手，匍匐前进到工地去检查设备。

　　台风中的沙湾工段，广工学生罗家强在7米多高的闸墩作业时不慎坠下，经抢救无效，献出年轻的生命。多年以后，同窗好友谢念生想起这件往事，还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东深供水工程于1965年2月建成。1965年3月1日，东江水顺着新建而成的东深供水工程，逆势而上，一路南奔，流进了香港。

　　香港人民吃上了祖国母亲输送的淡水，也从此终结了缺水的历史。

　　迭代升级守护“城市血液”

　　来自东江的源源淡水，犹如“城市血液”注入香港，既是几百万市民改善生活状况的“生命水”，也是滋养出东方之珠的“经济水”。

　　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不断扩张，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东深供水工程首期年供水能力6820万立方米，已经不能满足香港和深圳、东莞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分别进行两次扩建。

　　第一期扩建从1974年3月至1978年9月，工程投资1483万元，年供水量达2.88亿立方米，其中对港年供水量增至1.68亿立方米。

　　第二期扩建从1981年10月至1987年10月，工程共投入2.7亿元，年供水量达8.63亿立方米，其中对港年供水量增至6.2亿立方米。17年前作为广工学生，参加过工程首期建设的李玉珪，在这个时期回到东深，参与二期扩建工作。

　　1988年，24岁的党员徐叶琴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硕士毕业，就奔着深圳特区、奔着东深供水工程而来，成为东深供水局有史以来第一位硕士生。当时东深供水工程刚刚完成二期扩建，香港和珠三角在1990年又迎来新一轮的经济腾飞，20世纪80年代经过改造的东深供水工程，设计供水量比实际需求量少了1亿立方米。

　　为了力保香港的安全优质供水，深圳有时候一天会停一两次水。但这并非长久之计，“经济水”的供应必须跟上。

　　1990年9月，东深供水工程第三期扩建动工，工程总投资16.5亿元，1994年实现年供水量达17.43亿立方米。

　　这时候年轻的徐叶琴敏锐地看到：“随着供水量的增加，靠传统的人工调度和调节跟不上，必须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进行自动化改造。”1996年，公司派出徐叶琴带领4名技术人员赴美国学习自动化技术。当时美国以高薪高职吸引徐叶琴留下，但是他9个月学成之后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怀抱，征尘未洗就主动请缨将自动化集控技术用于即将兴建的太园抽水站。

　　以自动化系统代替传统运行方式，在国内尚无先例，能不能行？

　　万一系统失误、切换失败，香港、深圳面临少则两个月的停水，后果如何承担？

　　即使技术过关，一般也要大学生操作，当时工程一线都是中专生居多，没人才怎么办？

　　面对种种质疑，徐叶琴认准了这个目标，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迎难而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一线工人在电脑上打扑克牌。

　　属于东深二代的张远光作为对港供水站的一线人员，也亲历了那次大学习。他们以前连电脑都没听过，现在要用电脑操作机电工程，心里很没底，但是从学玩游戏开始，就渐渐熟悉了鼠标，然后再一步一步熟悉操作系统的英文、学会操控。

　　“把一线人员全部换成大学生很容易，要把中专生培养成熟练操作的新技术工人很难。他们很多人都为东深贡献了青春甚至一辈子，提升技能可以帮助他们不丢掉饭碗。”徐叶琴和技术小组，一边培训工人，一边设计和调试自动化系统。

　　1998年8月8日，太园泵站自动化项目正式启用。广东省水利厅领导也亲自到场督战，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操作鼠标的技术员都忍不住有些手抖了。徐叶琴对团队研发的系统很有信心，握住技术员的手，操控鼠标。

　　“运行成功！”

　　现场爆发出喝彩声，当时东深供水局的领导兴奋地把徐叶琴这个大个子抱了起来。

　　东深供水工程从此走进了自动化的新时代，东深人也与工程一起成长起来。

　　供港，不谈生意谈情谊

　　东深供水工程的与时俱进从未止步。

　　这一泓“政治水”必须保障供水安全，除了量的安全，还有质的安全。

　　2000年8月28日，总投资49亿元的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开工兴建。供水系统由原来的天然河道和人工渠道输水变为封闭的专用管道输水，实现清污分流。2003年6月28日，改造工程完工通水，年设计供水量24.23亿立方米，供港水质获得稳定保障。

　　首期工程中的广工学生代表李玉珪，参与了东深第二、第三期的扩建之后，因为对工程的每一期都很熟悉很有感情，2000年退休了还继续返聘，担任改造工程的设计总工程师。大家口中亲切的“珪叔”，为东深供水工程奉献了一辈子、挂心了一辈子。2011年，珪叔倒在了工程调研的路上，去世时年仅69岁。

　　要保障安全，还得随时应对风险。

　　有一年的7月，8号风球气势汹汹袭来，供水设备专用高压线断了，自动化监测系统立即反馈到指挥中心。粤港供水公司总经理罗炳全带着一支5人队伍，冒着狂风暴雨驱车两个小时赶到现场，等雨一停就立即开始抢修，为的是节约时间，尽快恢复供电。后来，公司为工程设备设置了双电源，天上一条线，地下一条线，保障供水用电。这些不计代价的守护和付出，往往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对港供水从来不是一笔生意。”2005年至2020年，徐叶琴担任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他说，遇到干旱的年份，缺水的广东也是顶住压力，优先把最好的水输送给香港。

　　“由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现在，我们（香港）人口由300多万增加到现在差不多800万，总产值由以前的140亿元增加到现在2万多亿元，增加了150倍，都是有赖国家引东江水来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水务署前副署长吴孟冬曾深有感触如是说。

　　人类历史上每一个繁荣文明的兴起，都有一条母亲河的哺育。

　　东深供水工程这个68公里的输水工程，经受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经过多次扩建与改造，56年来对港供水量累计超过1.5个洞庭湖，满足了香港80%的淡水需求，堪称香港的“母亲河”。

　　“清清的东江水，日夜向南流，流进深圳流进了港九，流进了我的家门口。”

　　她满载着祖国母亲对香港的关爱，流淌着内地人民对香港同胞的深情。胼手胝足创造并守护着这条母亲河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时代楷模”。

　　时代不会忘记，山河不会忘记。

　　那些让东江水倒流的人们，他们用力量彰显了祖国母亲的关爱与力量，用情谊浇灌了粤港人民共饮一江水的情谊，还将不断续写这隽永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