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12位皇帝中，雍正皇帝（1678-1735）堪称首屈一指的“网红”。20多年前面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迄今还处于观看排行榜的前几名，“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等惊人的奏折批语更是广泛流传于网络，让这位曾经权倾天下、莫测高深的皇帝变得真实可感。而在清史专家眼中，雍正也确实是一位颇有作为、影响历史的君主。著名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在1962年给中央党校学员讲授的《清史简述》中，列举了在清代发生的8件大事，发生在雍正时期的有两件，一件是摊丁入亩，一件是驱逐天主教士于澳门。在1636年至1912年的近300年中，雍正王朝只占13年，却有两件不平凡的事情，可见这个朝代的重要性。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在《雍正传》一书中，全面客观地描述了雍正的思想、作为和性格，认为雍正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

　　在清代保密史上，雍正也是一位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其一，大力推行奏折（密奏）制度。从汉代开始，就有密奏（封事），但始终处于非制度化状态。正如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国史新论》中明确指出，在明代以前，“皇帝的秘密信件，绝不算是政府的正式公文，绝不能取得政治上法理的地位，但在清代是取得了”。清代的这一重大变化，始于康熙时期，但完成这一根本转型的是雍正皇帝。首先，雍正始终坚持亲自阅看奏折，“各省文武官员之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其次，保密制度十分严密。雍正曾在李秉忠的奏折上批示：“朕有旨，一切密谕，非奉旨通知，不许转告一人。”“若不能密，不如不奏也。”在鄂昌的奏折上也朱批说：“密之一字，最为紧要。”雍正规定，奏折发交六部处理的，必须删去皇帝朱批，有时连上奏人姓名都要删去。臣僚之间不得互相打听奏折和朱批内容，不得在公开性的题本中直接引用，更不得擅自刊刻或者公开宣扬。这和现代保密法“有必要知悉”、根据工作需要知悉的原则一致。再次，赏罚分明。雍正时期，许多高官大员均曾因泄密或者违反保密规定受到处分，比如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山西巡抚诺敏、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杨名时，均因擅自披露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被雍正暂停奏折权。这对其他官员是有力的震慑。因此，广东巡抚常赉的奏匣被贼偷去，只得借用广东将军石礼哈的奏匣，不敢仿制。最后，雍正还注意及时解决奏折制度实行中暴露的问题。比如雍正明确要求，一些地方督抚通过奏折请示获准的事项，仍要通过正常程序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不得以有皇帝的批示径自实施。这对防止督抚借奏折侵夺六部职权、打破官僚体系平衡、引起政局动荡有重要作用。又如一些官员借着给皇帝上奏折的机会，行告密之实。雍正对此头脑也很清醒，没有为下属所欺。比如石礼哈密奏李卫诸多不法情形的奏折，内容相当敏感，但并未影响雍正对李卫的信任。

　　雍正推行奏折制度的意义不仅是在保密方面。在康熙时期，密奏主要功能是搜集信息，充当的是告密的作用。康熙帝曾明确解释这一用意：“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密奏，何由洞悉？”但雍正使密奏的功能发生重大改变，从单纯的告密成为君臣讨论政事的重要手段，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西北用兵等重大决策，都是君臣在来往密奏中反复讨论决定的。雍正还曾阐述奏折用意：“国家庶务殷繁，亦有不便宣露于众者，亦有本章谕旨所不能尽者，亦有一时不能即定者，故于密奏内往来斟酌。”这与现代法学家对行政决策过程应当保密的解释几无二致，且可互相补充、印证。清人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说，雍正帝是担心泄密（“虑本章或有所漏泄”），所以一切紧要政务都命上奏折。清末光绪时期，著名法学家薛允升《读例存疑》中谈到奏折制度，也主要是从保密角度，说从前“漏泄最易”，现在“漏泄之事颇少矣”。上述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未免过于实用主义，没有看到雍正推行奏折的真正用意与功效。

　　其二，实施秘密建储制。这种皇位继承方法，在波斯曾经有过。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记载，波斯国“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但我国此前历史上没有实施过。清代康熙末年，围绕太子之位风起云涌，政局动荡，最后康熙帝决定“建储而不宣制”。但这是迫于形势的不得已之举，也受到一些质疑，雍正被质疑篡位与此不无关系。雍正基于前朝的经验和教训，即位之初，就明确宣布实施秘密建储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将弘历（乾隆）册立为太子，将亲书圣旨密封之后，当着诸王大臣之面，藏于乾清宫最高处的“正大光明”匾之后。但在公开场合，弘历在接受教育、参与政务及生活待遇等各个方面，与其他皇子相比并没有明显特殊之处。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弘历与弘昼一起封为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两人又一起办理苗疆事务。

　　与公开建储相比，秘密建储的基本特点和关键要素就是保密。除皇帝本人以外，包括储君在内的所有人均不知情。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太子身份暴露，遭到其他皇子谋害或者打击（特别是在太子年幼时），确保建储计划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通过限制乃至剥夺储权，让继承皇位的权力处于永远的不确定性之中，不仅可以防止太子与皇帝抢夺权力而发生尖锐矛盾，也能防止太子与朝臣及其他皇子结党，从而诱导、迫使所有潜在皇位继承人（包括太子本人）和广大臣子紧密团结在皇帝周围。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均实行此制，前后达128年之久，予清代政治重大影响。

　　此外，雍正还大张旗鼓整顿泄密问题，极大地扭转了政治风气。康熙末年，因为太子废立等原因，政务废弛，保密纪律也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关涉紧要之案与缉拿人犯的奏章和文书还没有呈报给皇帝，“已先传播于众口”，一些要犯因此潜逃。雍正即位之初，专门给内阁下旨，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以后“一切本章以及咨呈文书”均要“密封投递”，“各该管官，应谨慎办理，以防漏泄。倘有疏忽，将来事发之日，究问根由，必将漏泄之人及该管官员, 从重治罪”。

　　最后要指出的是，雍正在保密上的谋略和作为，特别是他大力推行的奏折制度和秘密建储制度，固然强化了政权，提高了效率，但也带来了过度保密等弊端。清末龚自珍《上大学士书》（1829年12月）曾经批评当时的公务制度说：“昔雍正朝以军务宜密，故用专折奏，后非军事亦折奏，后常事亦折奏，后细事亦折奏。”这一席话令人反思。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