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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保密文化

来源:国家保密局网站 发布日期:202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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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中国古代保密文化,大多提到的是汉代孔光“不言温室之树”、唐律“漏泄大事”罪、清代奏折制度等典型事例,很少提及元代。其实,元代虽然为时短暂,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在保密传统方面。大部分读者可能都听过成吉思汗的“密葬”故事,迄今其葬身何处,仍旧是个谜。但此类保密,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究竟有限,更重要的保密传统是在决定蒙古族历史命运的军事活动之中。元朝是蒙古铁骑东征西讨建立起来的国家。而要打胜仗,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保密。在这点上,蒙古人可以说是典范。《蒙古秘史》记载了成吉思汗时期的一个著名泄密案例。1202年,打败世仇塔塔儿人之后,成吉思汗召集亲族机密会议,商量怎样处理俘虏。此前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人用毒酒害死,遗言要将凡是比车轮高的塔塔儿男子全部杀死,妇女儿童分给各家做奴婢。亲族会议最后决定,仍按照遗嘱处置塔塔儿人。成吉思汗的弟弟别里古台出帐后,不慎将此谋泄露给塔塔儿人也客·扯连(不久前,他的两个女儿也速正、也速干嫁给成吉思汗为妃)。于是塔塔儿人都在袖子里藏了刀子,拼死反抗,蒙古军队伤亡惨重。别里古台一向被视为成吉思汗最得力的弟弟和“伴当”(助手、伙伴之意),蒙古创业史上常将他们3人并提,成吉思汗曾说:“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但成吉思汗毫不姑息,严责别里古台,不再让他参与亲族机密会议。按照蒙古“故事”(传统习惯法),“论奏兵政机密,非国族大臣无得与闻者”。这一处罚是很重的,可见蒙古保密纪律之严格。

  二是在保密制度方面。与清代几乎全面保密不同,元代保密制度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据明代修撰的《元史·兵志》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曾经在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年(1274年)、二十七年(1290年)3次统计军队人数,但却连大致数字都没有留下来。原因就是元代的兵籍“汉人不阅”。其实不仅是汉人,即使职掌军旅的“枢密近臣”,除长官一二人外,其他人也不得与闻,“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这方面还有1个具体案例。据《元典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朝廷命令蒙古军和探马赤军都与“汉人民户一同入社”,但很快就被叫停,主要理由就是违反上述保密制度,使得蒙古军队数目被地方官吏知晓。最后按照军方要求,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自行立社。

  三是在保密技术方面。与前代和后代均不同,元代使用一种特殊的文字——亦思替非文字(元代官方对阿拉伯语的称谓)记载机密事项,“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这种文字是波斯人传来的,有特定的写法和规则,非经教习难以精通,便于保密。为掌握这种文字,元世祖还设置回回国子学,选择可靠的公卿大夫和富民子弟入校学习。

  四是汉王朝的保密传统仍然延续。比如汉唐以来大臣上奏销毁草稿(“销奏草”)的传统。据《元史》记载,元代初年,著名学者许衡获元世祖忽必烈重用后,“多奏陈,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闻”“奏对亦秘”。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不同意见,比如元代中期著名学者、官员苏天爵就没有这样做,而是藏在家里传给子孙,他的说法是:“昔人或焚稿以示谨密之义,或存稿以彰从谏之美,顾(苏)天爵何人,敢为是乎?第藏之于家,以示子孙。”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做法。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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