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由于“崇文抑武”的特殊国策及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文人论兵风尚尤盛，苏洵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论兵之作，不仅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更蕴含着丰富的保密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思索。

　　特别是苏洵在分析北宋边境局势后敏锐地指出，契丹“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其真实意图在于借助岁贡强大自身力量，最终达到“灭宋”的目的。而北宋统治者之所以没有足够重视与警惕这个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契丹人具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善于隐藏真实意图。“昔者冒顿欲攻汉，汉使至，辄匿其壮士健马”，对此，苏洵借用冒顿隐藏攻汉动机的史例，直指契丹也在隐藏其狼子野心。在此基础上，苏洵深刻认识到保密是隐藏己方真实意图，夺取制胜先机，赢得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手段；而对于如何做好保密工作，他提出了一整套措施，许多观点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1. 严格控制知悉范围。严控知悉范围，确保国家秘密仅限必要人员知悉，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保密方式。苏洵指出：“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这里的“愚士”，实际上就是指不要向士兵透露过多信息。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确保己方秘密安全，同时也能驱使士兵别无二心地积极参战。《孙子兵法》也早已指出，在必要时蒙蔽士卒耳目是保守秘密的重要方式：“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不过，正如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郭化若所言：“这种保密工作古今中外都一样，决不能作欺骗士兵解释。”也许，正是这种方式启发了分级分类的保密管理制度，进而促进了现代保密工作发展。

　　2. 严厉惩治失泄密人员。对于难以完全禁绝的失泄密问题，苏洵认为必须采取强硬举措，严厉惩治失泄密人员。他提出：“偃旗仆鼓，寂若无气。严戢兵士，敢哗者斩。”这里的“敢哗者”所犯之错，正是保密意识淡薄、违反保密纪律，导致军队行踪泄露。苏洵主张对这类人以死罪论处，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这样严苛的规定看似冷酷无情，但在当时的环境中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严惩失泄密者，一方面可以防止失泄密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警示教育、强化保密意识的作用。这也是今天保密工作强调“有密必保、保密必慎、泄密必究”的原因。

　　3. 善用“诡道”辅助保密。彼时，契丹和北宋之间的情报斗争非常激烈。对此，苏洵认为除了采取常规保密措施以外，宋军还要善于使用一些计谋，例如“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这种故意暴露不足、隐藏优势的做法，可有效迷惑敌方，从而确保己方秘密安全。这与孙子提出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兵者，诡道也”。在保密工作中，也要善于使用“心理战”等多种方式，确保国家秘密绝对安全。

　　4. 对于“用间”极为谨慎。孙子将“用间”视为兵家必备之利器，对“五间”推崇备至，提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苏洵虽认可“用间”的显著成效，但并不完全赞同孙子的观点，而是更多地看到了“用间”失败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计，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他不无忧虑地指出，“用间”失败将对己方保密工作造成致命打击，使己方辛苦经营的计划部署功亏一篑。在这里，苏洵采取了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辩证分析法，对孙子的理论有继承更有批判，可视为中国古代情报史上的一大进步。为尽量规避用间的不利影响，他主张使用“上智之间”，即有足够聪明才智及能力素质的间谍。这也从一个侧面强调了情报工作、保密工作中人的重要性，告诫我们必须把提高相关人员的政治信仰、能力素质作为当务之急，以加强队伍建设筑牢保密之堤。

　　总之，苏洵的论兵之作充分显示了他的深邃思想、远见卓识和审思明辨，他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思考，体现出我国古代保密思想的不断进步。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深入挖掘苏洵保密思想对当今保密工作的借鉴意义，加速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保密思想与理论。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6期）